刘华杰 | 中国的柯林斯在哪里? 介绍英国的“新博物学家丛书”

来源:转载 时间:2017-12-08 09:58
刘华杰教授,在深圳大鹏半岛的大鹏书院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概述
    用半个多世纪时间做好一套书,能吗,你愿意吗?柯林斯出版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时下,博物出版在中国稍稍热闹了一下,其实根本谈不上大火。许多出版社想试试;也有较早加入却没有捞到实惠的,此时有点怀疑甚至有放弃的念头。柯林斯坚持70多年出好“新博物学家”这一套,平均每年出版不到2本!而另一个大人物也参与其中,他就是朱利安·赫胥黎,“赫胥黎几乎是凭一己之力让博物学在科学界重获尊严。”
 
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
    最近几年,博物学这样一门老掉牙的学科突然时常被提起,甚至有中学、书院、银行和地产商请我讲这方面的内容。《发现之旅》《植物学通信》《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看不见的森林》《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等博物类图书在中国大陆也卖得相当火爆。多少眼红的出版人征询我的意见,希望也能做出几本畅销的博物书。
    明眼人看得清楚,这番热闹并非意味着在“现代性”泛滥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版界、教育界立即就领悟并认可了博物学传统。多数人并不知道博物学是怎样的学问,此时学者想复兴它意味着什么、将面临怎样的巨大困难。
    我倒是不吝啬“爱跌死”(ideas),常常帮人家瞎参谋,但不保证销得好!畅销与否受许多因素制约,我哪有那本事保证某书一定卖得好。况且,参谋的时候我内心想的仍然是书本身是否有趣,谁来购买我管不着。
    对于上述列举的销路不错、我个人也高度肯定的图书,从图书策划、出版的角度看其实我并不看好。赶风潮,投机取巧,也能碰上几本好书。有本事,坚持下去,持续做出好书来。长期以来,倒是有一套博物学经典值得推荐,一是书本身别致有趣,二是该套丛书的组织策划经验值得借鉴。我若是掌管出版社,说得算,宁愿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
    此套丛书1942年开始策划,1945年首批上架,到了2016年共出版133种。按规模计,此丛书不算太大;按出版速度计,简直没法跟国内的高速度相比,72个年头坚持下来,平均一年才出版1.85部。但是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一套博物学丛书。其中《蝴蝶》(5.3万册)《英国的植物》《伦敦博物志》《英国的地质和地貌》《高地和岛屿》(销售12万册)《遗传与博物学》《海岸》《蜻蜓》《植物插图艺术》《蜘蛛的世界》《英国猛禽》《昆虫博物学》《花的授粉》《獾》《洞穴和洞穴生命》等不但影响大,销售也相当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丛书的每一种在选题策划、写作、封面设计等各个环节都同时考虑了学术与商业两个方面,从未忽略其中任何一方。
    这套书的名字叫柯林斯新博物学家(New Naturalist)丛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在我的建议下用多年时间引进了其中几种,到2017年已经印出4种。其中的一本书名就叫《新博物学家》,作者马伦根据大量史料和采访,讲述了柯林斯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历史,信息量巨大,特别值得中国出版界策划选题时参考。
    “有一个人特别要提到,那就是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他不仅是一位才华卓著的科学普及者,还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出版商W.A.R.柯林斯的商业资源同赫胥黎的才华相结合,奠定了‘新博物学家’成功的基石。柯林斯能将书推向市场,赫胥黎则能找到适当的作者。”(中译本第2页)朱利安是著名演化论(也称进化论)学者,他弟弟阿道司(Aldous Huxley)是小说家、哲学家,著有《美丽的新世界》等,他们的爷爷是托马斯(Thomas Henry Huxley),那个被称作达尔文“猎犬”的博物学家。
博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WWF的创始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
    这位朱利安,非同一般。出版商柯林斯看重他的学术地位、活动能力和家族声望。正是这位朱利安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第一任总干事,1946年他起草了62页的《UNESCO的目标和哲学》。还出任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WWF)的主席,这与博物学直接相关。朱利安并不像许多大人物那样只是挂名,《新博物学家》一书用详实的资料证明,自1942年4月柯林斯登门拜访时起,朱利安就从头融进这套博物学丛书的策划,做了大量具体的组织、约稿和讨论工作。书中甚至稍有夸张地说:“赫胥黎几乎是凭一己之力让博物学在科学界重获尊严。”(中译本第7页)
    《新博物学家》讲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用相当篇幅揭秘了埃利斯夫妇(Clifford and Rosemary Ellis)如何想办法为系列中一部又一部图书设计极具感染力和标识意义的封面。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彩色摄影和彩色印刷刚刚起步,丛书坚持内插大量彩色照片,但封面则坚持使用只有2到4种颜色的近似版画风格手会绘图来设计。即使在今日,早期的封面设计依然是第一流的,对图书营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应当说柯林斯有眼光、运气好,他找到了审美趣味相投的设计师,并在有争议的时候支持设计师的想法。埃利斯夫妇的接班人吉尔默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新博物学家系列的图书在策划时,也并不是每一部分都事先设计好了。多数是基于声望和信任,出版社就邀请博物学家撰稿,当写到一半时再正式签约。稿件完成也并不是都很理想,有的要删掉三分之一,有的还要退稿,更有到时候完不成一拖再拖的。
    航海家杨格因研究牡蛎和船蛆小有名气,成为一名年轻的海洋生物学家,受邀与拉塞尔合作创作《海洋》(后来成了经典),其中有一章要写珊瑚礁。但两位年轻人当时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珊瑚礁!只得用掷硬币的办法决定谁来完成这一章,杨格输了,不得不写这一部分。但一年后杨格真的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他率队仔细考察了大堡礁,还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这些工作令他变得更有声望,当然也顺便完成了书稿中的那一章。(中译本第188页)
    邀请作者加入丛书的写作,也会闹乌龙。1946年编辑小组认为有必要出版一部讲植物插图的书,以“增加此丛书的情趣”。其中一位编辑向剑桥大学的斯特恩(植物学和植物学文化界的大佬,他撰写的著名的    《植物学拉丁语》)求助,而另一位编辑同时邀请了布伦特。这件事令各方都十分尴尬,不过结果是好的。斯特恩与布伦特合作得非常愉快,误打误撞的安排还令两位原本不相干的作者结成深厚友谊。“《植物插图艺术》比任何单个作者所能写出的作品更加全面和均衡。”“他们达到了完美的互补;布伦特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工艺大师和唯美主义者,而斯特恩则是一位专业植物学家和摄影师。”(中译本150-151页)
新博物学家丛书再好,是国外的,内容是以英国为中心展开的。我们可以借鉴,但并不全适合中国读者,特别是初级博物爱好者。
    中国当下复兴博物学,必须立足自己的国土,针对我们自己的山川、植物、动物和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出版一系列中文读物。据我十多年的观察,几乎没有哪家出版社的领导愿意认真考虑这件事,多数人都想搞“短平快”。他们的任期决定了不会做跨度很大的事情。
谁是中国的朱利安·赫胥黎?谁是中国的柯林斯?
    一套丛书在中国能坚持半个世纪甚至70年吗?中国的出版社都是官办的,纵然某些人看好博物板块,想大干一番,也难以施展才能。
相对而言,博物学是“没用”的学问,是死掉的学术传统。谁还当真为此奉献?现有的出版体制下,换一波领导,就会创新出一系列丛书,根本就不会以一年不到两部的蜗牛速度缓慢持续出版“新博物学家”那样的图书。
    不过,博物虽然说无用,却与“绿水青山”有关,与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有关。博物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属于大地,我们是一种普通的动物,我们是大自然的一员。博物能让人们感受“适应”的重要性,可以适当平衡现代性的疯狂。
    作为一名普通的北京读者,我希望某家出版社能出版《北京的蝴蝶》《北京的地质地貌》《北京的蘑菇》《北京的入侵物种》《北京城市常见植物》,能够更新1994年版的《北京植物志》。你的家乡在哪里?你那里可有本地动植物手册?(201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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